2017年，《德漢法律詞典》在德國首發引發關注。編者周恒祥曾在國內大學任教，后作為洪堡學者赴德從事語言研究。在德期間，他曾在中德法治國家對話中擔任翻譯長達十四年。近日，他向中國網講述了編纂詞典背后的故事。

這是8月8日在德國首都柏林東克爾＆洪布洛特出版社舉行的首發儀式上拍攝的《德漢法律詞典》。新華社記者 單宇琦 攝

中國網：周老師，您好。首先祝賀您編寫的《德漢法律詞典》在德國出版。您是怎么想到要編寫這樣一部工具書的呢？

周恒祥：我是一名日耳曼學者，主要從事德語和德漢比較研究。1990年我作為洪堡學者來德從事研究工作。其間，我對法律語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不斷地積累相關的語言資料。不過，最終推動我編纂《德漢法律詞典》的，還是中德法治國家對話的啟動。

       2000年6月30日，中德兩國簽署了《中德法律交流與合作協議》，建立了法治國家對話機制。在對話的框架內，兩國通過專題研討會、專家互訪、人員培訓等多種方式，在法治建設、治理國政等方面進行交流。我作為德國聯邦司法部（現為：聯邦司法和消費者保護部）的特邀翻譯參與了相關活動。十余年來，除為不同法律領域的活動進行口譯外，我還互譯了大量的中德法律條文和文獻，摘錄漢譯了多部德國法典。

       然而隨著工作的深入，我意識到，譯員迫切需要釋義精確的專業工具書。但現狀是：涉及法律的德漢詞典猶如鳳毛麟角，許多德文法律術語無典可查。另外,在普通的詞典中，對術語解釋往往疏于精準。如“Angeklagter”和“Beklagter”，前者指刑事訴訟中的被告，后者指民事訴訟中的被告，可某些詞典把兩者都簡單地解釋為“被告”，給人造成兩者同義的錯覺。

因此，在參與中德法治國家對話后不久，我便開始編纂《德漢法律詞典》。

整個編纂工作花費了多長時間？

       到最終出版，前后經歷了十余年的時間。

       我記得出版前的那幾年特別緊張，除正常工作外，我幾乎都在忙著編詞典。雖然我年逾花甲，卻也和許多年輕人一樣，成了“熬夜族”，每天都要到工作到凌晨一、二點。平時腦子里裝的全是詞條，一旦有新的想法或靈感，便馬上記下來，生怕被別的事情一耽擱就忘了。

       特別幸運的是，我趕上了當今信息時代，很多資料都可在網上查閱，比如德國的各種法律和法規，還有學術論文和報告，加上我自己辦公室里各類詞典比較齊全，因此省去了很多跑圖書館的麻煩，否則這部詞典恐怕要更久才能問世了。

編者周恒祥為讀者簽名。

這本詞典一共收錄了21000多個詞條和1000多個縮略語，您能否介紹一下是怎樣收集這些詞條的？是否有一個藍本呢？

       我并沒有依托某個藍本，一方面沒找到理想的德語單語法律詞典，另一方面我希望形成自己的知識產權。通過長期的工作，我也積累了相當的專業詞匯，為編纂奠定了基礎。

詞匯的收集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：一是對幾部德國法律的通篇翻譯和審稿，包括《民事訴訟法》、《刑事訴訟法》、《刑法典》和《刑事程序和行政罰款程序管理規章》等，二是對二十余部德國法律的摘錄翻譯，如《民法典》、《公司法》、《勞動法》、《聯邦律師法》、《書證公證法》、《家暴防護法》、《土地登記法》、《破產法》等；三是德文法律文獻和文書的翻譯，如法律宣傳資料、起訴和判決書、各類合同等，我還翻譯了整部《法律體例手冊》，這是由德國聯邦司法部編寫的立法技術專著；另外，針對不同專題，我還查閱了1000余篇法學論文。